罗湖桥“回家”还得想办法

2003年9月28日晚，守桥战士为老罗湖桥举行告别仪式。

深圳新闻网讯  （晶报深度调查部记者 黎勇/文 记者 贾玉川 张定平/图）上回说到，老罗湖桥被安置在香港地界。其实，这是深港双方仔细考量的结果。不过，此桥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若长期“隐居”河畔、默默无闻，也实在可惜。如果要搬回深圳来，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搬回来之前，还有什么办法能一览其芳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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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边防战士在新罗湖桥上巡逻。老罗湖桥就“藏”在他们身后河对岸的那片树丛里（图右）。

【第四回】

悲喜荣辱一线牵

桥头热泪洒几许

“无数血泪和悲伤/曾在桥上悲惨地交响/一头是饥馑的荒野/另一头是亲人的盼望/罗湖桥/连接着饥饿与温饱梦想”。对于过去的罗湖桥，曾有人在诗中这样描绘。

在灾难深重的旧时代，无数饥寒交迫的穷苦人民，含着眼泪从尚未被封锁的罗湖桥上走过，背井离乡去海外谋生。上世纪50至80年代，已不能再自由出入的罗湖桥，将一批批因饥荒、贫困和政治而欲离境的人们阻挡在境内，近百万人被迫选择泅渡、坐船、翻越、冲卡等各种方式逃亡，数以万计的逃港者横尸海上、山间和河中。

上图：20世纪70年代的罗湖桥。 下图：2010年8月22日，人们通过罗湖口岸进入深圳。 新华社资料图片

罗湖桥，曾是耻辱之桥、罪恶之桥，但罗湖桥又记载了无数名人雅士的真情之泪。这些泪中有激情，有兴奋，有感动，也有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

1955年10月8日，著名科学家、后来成为中国两弹一星元勋的钱学森突破美国政府的封锁，一手领着6岁的儿子，一手提着一把吉他，走上了罗湖桥头。“正当我们拿着照片紧张地搜索钱先生一家之时，我的手突然被队伍中的一位先行者抓住，使劲地握着。我猛转身，发现对方眼眶里噙着的眼泪突然掉了下来。”当年到深圳罗湖桥头迎接钱学森回国的中国力学研究所研究员朱兆祥50年后这样回忆。但抓着他手的并不是钱学森，而是与钱学森一起离美归国的30人中的一位。朱兆祥发现，与钱学森一起回国的每个人眼中都噙着眼泪。

1946年，35岁的青年学者季羡林经罗湖桥留学归国。这位日后的著名国学大师后来在《深圳掠影》中写道：“让我忆念难忘的只有一个罗湖桥。因为从国外归来，过了罗湖桥，就算是走进了祖国的怀抱。我曾几次在这里激动得流下眼泪，恨不得跪在地上吻一下祖国的土地。”在《留德十年》的“楔子”中，他又这样描绘自己走上罗湖桥的感受：“我心里猛然一震动，泪水立刻夺眶而出：我最可爱的祖国，我又踏上你的土地了，又走到你的怀抱里来了。我很想俯下身去，吻一吻祖国的土地；但我终于控制住了自己，仍然走上前去。”

除了钱学森、季羡林，华罗庚、邓稼先、李四光、郭永怀等一大批名人也曾经罗湖桥入境。

16岁就成为香港蛙王、受到港督接见的香港泳坛奇才戚烈云，曾7次提出回祖国的申请而被港英当局拒绝。1954年4月8日，他乔装打扮成一个穿着花衬衫、肩挎画夹子的画家，趁桥头驻守的港英警察不备，跑过了罗湖桥。后来，他为中国体育带来了第一个游泳世界纪录。

无论是廖虹雷和原罗湖区委书记、作家刘学强这样的老罗湖人，还是刚到罗湖口岸工作不久的年轻人，一提起罗湖桥上曾上演过的各种“镜头”，几乎每人都能如数家珍。

驻守罗湖桥的边防六支队八中队指导员阴圣文告诉晶报记者，虽然新罗湖铁路桥早已不再通行行人，桥上没有了当年人头攒动的繁华，更没有了那些与名流有涉的酸涩故事，但老罗湖桥曾经历的那些悲伤与荣光，每个守桥战士都不会忘记。

对于这样一座见证了无数历史、充满了神话传说般经历的老桥，难道不应该把它“供奉”起来、珍藏起来吗？你还别说，真有人想到了，提出来了。

【第六回】

最终归宿无定论 历史文物难舍离

今年4月，晶报记者就存放于香港地界的罗湖桥是否可向游客开放参观、是否有可能迁至深圳等问题采访了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

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给晶报记者回复电邮说：“由于罗湖桥由香港特区政府与深圳市政府共同拥有，香港特区政府与深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协议，在罗湖车站旁的梧桐河河岸重新装配罗湖桥。重新装配的罗湖桥，在港深两地均可看见。由于罗湖桥位于边境禁区，故未有对外开放。虽然罗湖桥并非法定古迹或已评级的历史建筑，但现时香港特区政府古物古迹办事处定期为罗湖桥安排清洁及维修保养，并受香港特区政府的行政机制所保护。香港特区政府渠务署于2001年开展治理深圳河第三期工程，并进行环境影响评估。根据环境影响评估所得的结论，罗湖桥具有历史价值。”

这个邮件说明了老罗湖桥的权属为深圳市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共有，但没有回答香港政府有无可能让罗湖桥迁回深圳这一问题。

晶报记者查询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官网发现，2003年老罗湖桥“退役”的第二天，即9月29日，发展局发布新闻公报称，渠务署发言人表示：“现有罗湖铁路桥具历史价值，政府会在短期内将这座古迹再迁移至罗湖车站附近的深圳河河岸，作永久保存。”

根据2003年老罗湖桥“退役”时各媒体的报道，相关表述均有“按照深港双方政府的协议和两地文物部门的要求，这座世纪铁桥将作为文物，永远安置在香港罗湖车站旁的梧桐河畔”等话语。上面这些陈述，是否意味着当初深港双方签订的协议中已明确退役的老罗湖桥安放在现在的香港地界是永久性决定，没有迁移的可能？

晶报记者为此再次发邮件给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并希望对方协助提供深港两地当初就罗湖桥归属问题签署的协议副本，但截至发稿前未收到回复。

为了弄清当年的协议到底是怎么签的，晶报记者找到深圳市档案局档案管理处。经电脑查询，工作人员告诉晶报记者，检索到的有关罗湖桥的档案只有三四条，且均为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2000年以后的档案一件也没有，无法找到记者想查的协议。

记者又找到设在市文体旅游局的市文物管理办公室。（编者注：2006年12月，深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撤销后，当时的市文化局加挂市文物局牌子，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更名为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具体行使市文物局的行政管理职能。）文管办称，罗湖桥重建和迁移已过去快9年，只有当时具体负责处置罗湖桥问题的该办高级工程师赖德劭（现已退休）对此最清楚。赖德劭接受晶报记者采访时说，他印象中没有与香港方面签过协议。

“罗湖桥不是文物保护单位，理论上我们是管不上的。但罗湖桥非常有价值，我们当时也想将它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由于桥是深港两地共有，申报文物保护单位就涉及到一国两制问题。罗湖桥又是一个整体，不可能把深圳这边的半座桥单独拿去申报。当时很头疼，国家文物局也不给意见，最后也就没有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赖德劭说。

老罗湖桥迁至香港一侧后，曾在存放地立碑铭记。赖德邵说，他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深港双方为碑文内容曾反复讨论修改。“都在那儿立碑了，当然是希望能长久地存放在那儿了。”

原深圳市治河办副主任周立是老罗湖桥搬迁工程深圳方面的负责人。他说，当时对于老罗湖桥的处置，一个重要原则是尽量不离开原址，安放在距离河中心深港两地界线最近的地方。经过多次实地查勘和讨论，他们发现深圳这一侧的河岸建筑物很多，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所以最后放到了香港一侧。而且，老罗湖桥重达250吨，迁移到较远的地方是很困难的。现在如果要把它迁到深圳来，也必须考虑这个难度。